第四期
(报纸照片: 14,15,16,17,18,19 )
第4期 1967.2.21 (因六版, 此期定价三分)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47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 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47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 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
四 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使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好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 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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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拥护《出身论》?
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
去年秋天, 我们串联到广州的时候, 看到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
说实在话,一开始我们真接受不了他那新颖而又泼辣的观点. 我们问自己: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被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束缚着呢? 还是因为它是株大毒草呢? 为此,我们结合实际情况认真思考, 最后终于得出结论,是前者而并非后者.
《出身论》不仅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的唯出身论挑战, 也向盘踞在我们脑子里的旧框框挑了战.过去, 唯出身论(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唯成份论)在我们的心目中以两种形式存在着. 其一,是把出身不好的人神秘化, 看不起他们,歧视他们; 比如我们看待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同学.修正主义的校领导执政时,不许他参加政治活动(如迎接外宾﹑游行示威﹑听重要报告等等),甚至不许他单独留在班上. 每逢和他谈话,我们心里总有一个潜在的念头: 他出身是地主! 总是带着这样的偏见去看他,把他万分平常的举动都看成莫测高深的. 而他自己也长期处在紧张﹑自卑﹑麻木的状态,以至心理畸形. 是什么毒害了这年轻人呢? 是什么把我们之间划上一道深沟了呢? 正是反动透顶的唯出身论! 那时,我们不但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还为自己的“阶级观点”自鸣得意过.
思想上贬低了一部分人, 自然要抬高另一部分人, 这就是唯出身论的第二种形式. 我们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了不起, 把他们也神秘化了.这种思想状态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存在着.对联的提出﹑唯出身论红卫兵的组成﹑高人一等的西纠的骚乱, 以及工作组明暗推行的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长期﹑牢固的思想基础的. 只不过在革命运动中,把它们激化,显得很尖锐罢了. 假设出身不好的青年没受过压制, 对联等等现象也就不会如此猖獗了.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对唯出身论的第二种形式产生了怀疑. 是否出身好的青年表现都好呢? 否! 骇人听闻的武斗, 令人齿冷的腐化堕落行为, 尽管只发生在部分青年之中,但足以说明问题了.由此, 我们对第一种形式也怀疑起来.是否出身不好的青年表现都不好呢?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王光华﹑郑兆南﹑陈里宁这些出身不好的英雄人物.不过,怀疑心理是产生了,却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我们为这种怀疑苦恼过.
象一声惊雷, 《出身论》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出身和表现之间,还有一个中介物,这就是“影响”. 而影响又分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部分.家庭影响和出身是有一定关系的,而社会影响在今天对青少儿全面教育的情况下,就和出身没有关系了.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哪一个大呢? 肯定是社会影响大,而且是能克服家庭影响的.这两种影响并非加减法的关系, 而是辩证的关系.因此,无产阶级的导师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 因为社会影响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是共同的,所以,把出身好或不好的青年两极神秘化就毫无根据了. 《出身论》就是这样击溃了反动的血统论的,解释开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
这种解释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 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请看,毛主席认为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的.解放以前如此,解放后怎么就不如此呢?
我们拥护《出身论》, 不仅是它说理透辟,观点鲜明, 广征博引,生动活泼,更因它具有现实意义.一篇议论社会问题的文章,它的寿命应该越短越好——社会问题解决了,文章也就失去意义了.但不幸的是: 《出身论》没有失去价值,它之所以为大众关心,正因唯出身论广有市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愿意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反而扩大人民内部矛盾,用心不可谓不毒!
《出身论》郑重地宣告: 无论什么出身的革命青年,都是有前途的,都是为党信任的. 任何有形无形的歧视,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它鼓舞了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斗志,提高了他们的信心,促成他们早日投身到运动中来.不管联动成员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怎样地猖狂反对《出身论》, 这个意义是无法否认的.
有的人不顾《出身论》的重大现实意义,一笔抹杀这篇革命造反精神十足的文章.他们是向联动分子们献媚,不想解放无数享受不到平等政治权利的青年. 还有的人,当听到我们公开拥护《出身论》之后, 跑了来,提出许多幼稚可笑的糊涂问题,给他们解释了一百个,他们又有一千个要问你.我们反对这种繁琐的经院哲学的态度,这实在是一种害怕新生事物﹑不敢表态的证明.他们不敢坚持真理,不理解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连一点点敢冲敢闯的青年人的朝气都没有!
也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拥护《出身论》, 是因为你们出身都不好吧?”这种说法是不对头的.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每遇到一件新生事物,首先应考虑的是是非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利害问题;是非归根结底也是利害问题,不过那不是小利小害﹑而是大利大害问题; 不是眼前的利害﹑而是长远的利害为题, 这才是破私立公的看问题的方法.不过,我倒是看见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志,常常摆出一副“破私立公”的样子,瞪着两只大眼睛,说什么:“我没受压抑呀!对联辩论的时候我同意呀! 我是《出身论》的外围反对者呀!”云云,竭力给反动路线拍马屁,惟恐“十年寒窗成流水,进步二字落了空”,那还了得? 对于没出息透顶的家伙们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们高呼: 《出身论》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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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农村
——农村一位青年的来信——
我是焦作市农村中的一个青年,学生成分,初中程度,出生于地主家庭.在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中, 看到了你们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你们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这里, 我简单地把我们农村中的运动进行以来的情况向你们介绍,供你们研究参考.
自从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 那种形左实右的现象比城市尤其严重,迫使我们出身不好的青年(约占全大队人口的6—7%左右), 出现了畏缩不敢前进的状态,使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不要说我们没有参加红卫兵﹑战斗队等各种组织的权利, 就是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 我们的发言权也受到了限制. 民兵队长还说:“对于他们这号人要专它们的政, 用暴力对待他们,不许他们说话……”既然批斗大会让我们参加,而又不让我们发言, 这不是矛盾吗? 由于我们不敢和他们挺起身来讲道理,所以在我们思想里就形成了“坐山观虎斗”的思想状态. 开批斗会我们好象去那里看看热闹罢了. “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说多了人家就会说:“某某趁机攻击贫下中农(当权派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提起自己的老子都恨之入骨,都不情愿做剥削阶级的继承人,大多数都愿意背叛自己的家庭,永远跟党走革命道路. 在劳动﹑工作中,多数表现都不错,队干部也很信任我们. 有一次,一个共产党员的父亲因投机倒把,勾结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倒买布证从中取利, 干部们就派我和几个出身好的青年晚上捉拿这伙人,结果这件事在批斗会上也受到了批判,说干部阶级路线不清,为什么让地主的儿子去站那样的岗……当权派回答说:“因他平常表现一贯好……”一个红卫兵便即时念道:“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又说:“你说他表现好, 那是他用糖衣炮弹来蒙蔽你, 你怪相信他哩……”多么苦恼呀!然而我们又没权和他讲道理.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当了个小组长,他们就批判干部分不清敌我.在运动中政府按人口补助的布证, 到农村后就没有我们的布证了. 在要求进步方面, 我也曾写过好几份参加团组织的申请书,驻队的一个工作组员对我也很重视,很想帮助和培养我,但村中的团组织却不重视, 他们认为出身决定一切. 出身不好的没有一个是团员或什么干部的,所以 那位工作组员也就“少数服从多数”了.他们公开地说, 不让出身好的和我们接近, 如果和我们一接近,“敌我不分”的大帽子就被扣上了.不仅出身好的不敢与我们接近,任何一个群众见了我们也有些怕,怕的是沾辱了他们.有时我们做的事有理,也评为无理. 任何人也不敢为我们辩护.群众已经形成了这种风俗, 把我们和老子一样看待和孤立起来.
在评工分方面,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青年, 没有一个被评上全劳力的.因为评工分的第一条就是政治思想好. 我们出身不好,也就代表政治思想了!你表现得再好,政治上也比不上一个贫下中农. 如果在工作中偶然做错件事, 便成了“敌意”的,属于本质问题了.所以在工作中我们总是胆胆怯怯﹑蹑手蹑脚的. 近来,他们说“重在表现”是反动路线, 因为上边有彭真的语录. 有时得到了江青﹑陈伯达等同志的谈阶级路线的翻印文件, 他们也都一看就算了,仍继续坚持“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任何一个人都不敢为这事来辩论,都怕替我们出身不好的青年背黑锅.我们多么希望得到中共中央关于阐明出身问题与阶级路线问题的文件呀!
以上的情况都是谭力夫之流所造成的恶果. 这恶果不但收不回去,反而更严重了.如果我们不将反动的唯出身论打垮, 若以后新的当权派上任, 他们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又会如何呢? 我们不应该“只争朝夕”自己解放自己吗?
焦作市郊区农村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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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
——替别人或自己描象
梅 灵作
目前的有些“造反者”,还是一个宗派者﹑折衷者﹑两面三刀者.
他明明地使群众起来, 却不敢毁灭一个私字; 明明地使队伍精悍,却不敢开门整风; 明明地使群众所向,却不敢使旗帜永远保持鲜红; 明明地使鬼域灭亡, 却不敢使人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的宗派者﹑折衷者﹑两面三刀者——自私的灵魂们,日日奔波,輾转于各校之间, 言辞之美妙,语句之动听,以能做首领为度,恩赐别人去革命; 使听者:可以哭﹑可以歌﹑可以恨﹑可以狂;同时如醒如醉﹑若知若不知……他必须一切唯我独尊, 让别人联合于他的旗帜下.他有这种勇气和信心!
那些同道者都在漫步﹑沉思﹑想着各自关心的事,都自命为“造反者,革命者,首领的天才”,以做“宏图大志”,静等着欢乐的到来,等待拜倒在“天才”的脚下.
这样的“造反者”,他无须费力,又能出名, 不可不谓高矣.
真的猛士出于人间, 他屹立着,看见一切成绩与失利; 记得一切教训和血迹,深知公与私﹑现在和未来;将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 他起来发动群众,使鬼域置于死地. 宗派者﹑折衷者﹑两面三刀者却阵了,也许沉默了,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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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词解释)
《出身论》在许多单位的辩论已经展开, 有必要对“出身”一词加以正名,以免误解.
“出身”一词有两种定义. 其一是指家庭出身,即“爸爸的职业”.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 本报凡是提到“出身”的地方,都是指家庭出身而言的.其二是指本人出身, 即“本人过去的职业”,这是传统的用法,在老一辈人当中, 仍有延续使用的. 例如:“这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显然不是说“我的爸爸是个学生”.本报凡是使用后一个涵义的地方,都用“成份”一词代替了.
解放前,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 子承父业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出身和成份常常是同一的.比如:父亲做鞋匠,儿子也做鞋匠. 但在社会主义时期, 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资本家的儿子是不会再做资本家了,就很有必要把出身和成份区别开来.
本报资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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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
◎北京市各中学都十分关心《出身论》及其辩论,虽然有些人对这场辩论竭力阻拦,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拦,一场大辩论就要掀起.
◎「北京第二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成立(据云,成员是人大附中一名联动分子),写出了所谓《驳出身论》.但此文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问题, 都可以用《出身论》来驳斥,所以十分不得人心.
◎阜新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成立,他们对《出身论》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并将在不久开始他们的活动.
◎「首都风雷」将在第四期就《出身论》问题表态, 完全赞成《出身论》的观点.
◎「首都红卫兵」在《和中学生谈心》一栏里, 指出唯出身论(血统论)的存在是阻碍中学生运动的原因.
◎二月八日, 陈伯达同志就《出身论》问题说:“有辩论好嘛! 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增长我们的辩论能力!”
◎由于各组织内部对《出身论》的看法不同,许多组织已经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分化, 不少人被罢官,甚至开除. 有迹象表明, 中学各组织将在《出身论》的问题上重新分化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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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发行专刊启事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本报特将刊载《出身论》的创刊号重新排版,印成专刊,大量发行. 在专刊中,改正了一些因为编辑疏忽而遗误的地方.今后的辩论,当以这次更正文件为准.
除去《出身论》,专刊上还转载了「首都风雷」发表的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另一篇论战文章.
此外,编者按也做了部分修改.
因本报人手不够,来信不能一一作复,希鉴谅! 外地读者购买本报时, 请不要在信中装现钞,以免遗失.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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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在1970年春节前夕,我三年劳教到期解除,回家探亲时,亲口问过与牟志京一起创办该报的大弟弟遇罗文,他如是回答: (以下二文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就是中学文革报的十几位成员(都是中学生,只一名大学生郝治).他说当时去开大会时,为了给「中学文革报」壮大声势, 经几位核心成员决定, 临时起了个大名. 而遇罗克的身份始终是投稿人, 并不属于《中学文革报》的成员.)
记二月十七日大会
本报记者
2月17日上午,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三个团体,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联合召开了“首都中等学校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打回学校去, 彻底闹革命”的誓师大会.
会上,中学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发言.对于目前形势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鉴于在社会上反响最大的《出身论》问题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尖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学的遗毒, 号召全体中学生打回学校去, 彻底砸烂反动的血统论,完成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发言获得了会场上的一片掌声.
然而,就在我司令部代表发言后的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 一帮名副其实的跳梁小丑开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破坏活动.
两枚小鞭炮爆炸之后,随之轰然而起的是二踢角的巨响.一小撮自以为是“英雄好汉”的混蛋,蜂拥而上,纷纷拔足越进主席台, 竟与执行主席抢麦克风,顿时会场大乱.一个观众竟失声地大喊:“联动的来了!”这群人借“批判出身论”为名,行捣乱会场之实. 他们疯狂地围攻我司令部成员和「中学文革报」编辑,叫嚷着要与之辩论. 在这种情况下, 我部不得不拒绝与之辩论, 并对这种严重违反十六条的卑劣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他们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破口大骂, 不堪入耳. 事态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的地步, 一帮充当急先锋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歇斯底里地齐声狂叫:“《出身论》是大毒草! 就是大毒草!”一个自称为“消毒专家”的瘪三, 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揪拽我司令部人员,当场引起公愤. 我司令部对这肆意践踏毛泽东思想的行为, 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全体众目睽睽地怒视着他, 这个瘪三才灰溜溜地缩回了双手.
他们用谩骂道尽了内心肺腑之言, 又进行了种种特务活动——如影子一般,监视﹑跟踪﹑盯梢我司令部人员,连上厕所都要遭到责问.
面对这种情况, 我司令部仍然坦然自若.因为, 真理在我们这边,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强大的后盾.任何人也休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忠告那些跳梁小丑们: 你们是吓不倒我们的! 谩骂和恐吓只能表明你们的无能,表明你们怕见阳光,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压烂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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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打破中学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2.17大会发言
同志们:
刚才那位同志的控诉, 大家都听到了.从他们所谈到的事实, 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多么害人的东西!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 反动路线对于出身好的人尚且如此, 对于出身不好的人又该当如何呢? 不用说,那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北京一中﹑六中以及许多学校都有劳改所.收容的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青年. 每天有人监视着,受刑罚﹑做苦役; 打死了人,还得让没死的和他亲嘴握手,说:“兄弟, 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如果学校里还处在这种情况, 恐怕大家谁也不愿意回去.
这是个别的现象吗? 不是! 也许某些学校不象这样严重,但性质是一样的. 崇文区有一所中学, 运动初期, 刮了一阵剃头风,专给出身不好的老师剃头.剃完了一楼剃二楼,剃完了二楼剃三楼.剃完了头的和没剃头的,真不知怎么样联合起来闹革命?! 还有一所中学,进教室要有条件: 出身好的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出身一般的爬窗户,这三种怎么样联合起来闹革命?!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辩论,在座的诸位都参加了,真不知好汉和混蛋怎么样联合起来闹革命?! 所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天不改变, 中学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就一天不会改变!
根据我们的调查, 各校真正被发动起来参加了中学运动的人少得可怜.一般的学校,比例仅占1/5到1/4. 毛主席说:“革命群众是群众的战争,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同志们, 中学运动不也是这样吗? 没有广大的群众参加, 中学运动就将一事无成.什么夺权,什么斗批改, 没有群众,全是空话!
怎样才能发动群众呢? 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不过有一点,大家不会不承认: 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找出群众发动不起来的根源在哪里? 思想基础是什么?
我们说:群众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赶走的! 在中学里反动路线有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唯出身论!
唯出身论就是唯成份论.我们的成份都是学生,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还有什么可唯的? 所以还是说唯出身论比较确切. 唯出身论是比唯成份论更没道理的东西!
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去年六月初, 毛主席刚刚点燃文化大革命这把烈火的时候, 火势是多么旺盛! 群众确实是发动起来了,大字报贴满了一校园,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摧毁修正主义教育制度, 打击信心多么充足,热情多么高涨, 几千年的旧东西可以触动一下了, 办学方式可以改变一下了.
又是谁把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打消了呢? 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工作组.他们往这烈火上泼冷水还不够, 还要撤出一捆捆干柴. 他们的方法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其中最能迷惑视听的, 便是扩大出身好与出身不好同志之间的矛盾; 他们打击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
反动的唯出身论最集中地反映在对对联的辩论上. 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仅残酷地镇压了出身不好的革命师生, 也指向了其他出身的观点不同的师生.真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派头. 八中有一个学生, 才上初一,只因说了句:“一个混蛋变两个, 两个混蛋变四个, 共产主义永远没个来.”结果就被打成反革命, 进行残酷迫害, 现在这位同学的神经还不正常, 见人就害怕.无数实例证明,这副对联成了中学运动的转折点, 一变蓬蓬勃勃之势而一蹶不振!
在座的工人同志们也可以回忆一下, 当这副对联由中学走向社会时,是不是也成了厂矿企业运动的转折点呢?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决不是的. 这是过去修正主义集团统治时期, 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余毒在泛滥,是刘邓路线镇压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一句话: 还是唯出身论在作怪!
天真的同志或许会问:“对联不是被批判了吗? 再批判不是多余吗?”我们说:不! 对联虽然被判了死刑,可它的阴魂还在,根子还没被彻底地挖出来.当时推销对联时, 大家都在学校; 到了批判对联时,却只有极少数热心分子在忙碌了.自然就批不深﹑批不透,大家的脑子里总有对联的影子在作怪了.
反动的唯出身论把同学们堵在家里不想出来, 这种现象使我们焦虑不安.从去年到现在,街上不断张贴着:“中学生走出家门干革命!”“中学生不要在家当媬姆!”之类的标语.我们很体谅这些同志的心情.但是,要解决中学生回校的问题, 光贴这些标语是行不通的,必须脚踏实地地了解呆在家里的同学的思想活动,才能对症下药.
我们调查了一下部分学校. 不少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非常猖狂的.尤其是海淀区的一些学校,联动及同伙们仍在为所欲为,对敢于批判他们的个人和组织威胁﹑恐吓, 动不动就给人扣上“阶级报复”的大帽子, 只要被他们发现有不“纯”的组织, 就立即被他们砸抄﹑成员遭到殴打. 这种现象怎能不让同学们寒心? 谁还敢参加批判和斗争?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联动的前身——反革命的西纠﹑海纠﹑东纠,不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吗? 去年12月16日, 纠察队们被解散之后,为什么又蹦出一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凭什么敢于目无党纪国法﹑炮轰中央文革﹑六冲公安部﹑大肆张贴反动标语? 还不是凭他们出身好﹑“血统高贵”吗? 大家打下去一个西纠,又立即出来一个联动, 这说明他们的思想基础没被敲碎, 灵魂没被触动, 还没拔出唯出身论这个根子来.
在四个月的摸索中, 许多同志深切体会到: 反动的血统论,反动的唯出身论, 是阻碍中学运动的最大绊脚石.他们要竭力制造出身不同的矛盾, 在人们之间划出鸿沟,垒起高墙,那么,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抱着这个目的, 我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这是一篇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彻底批驳反动的唯出身论的有力武器.它的出现, 大受革命造反派的欢迎,引起了社会上空前强烈的反响!数以千计的来访者,以自己亲身的感受,证明了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许多中学组织在观点相同的基础上,和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战友. 他们利用报纸﹑传单﹑大字报﹑辩论团等形式给我们以支持,助我们以宣传.谨向他们致以最真挚的革命敬礼!
值得提出的是, 厂矿企业对我们的这一篇文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许多工人同志热情地鼓舞我们﹑赞助我们,他们给我们举出成千上万的事实,说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样压制出身不好的同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怎样迫害这些同志. 批判唯出身论, 也是社会上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许多工人同志参加了今天的大会,证明他们对这问题的热切的关心.
《出身论》的出现,正是时候.目前中学运动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夺权”,就是没有大联合,光杆牡丹式的夺权. 这种夺权见印不见人. 把印拿过来,一烧了事.以后再用印怎么办? 只好再找刻字社刻一块.这些人连依靠谁﹑团结谁﹑斗争谁都稀里糊涂,这种夺权是假的! 绝大部分同学连学校都不去, 你夺权又有什么用!
另一种是对校内﹑班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控诉与批判,从而提高广大同学的觉悟,重新组织﹑扩大﹑整顿阶级队伍.我们认为这是燃眉之急,这办法很好,我们支持. 但是,因为中学批判反动路线的中心问题是唯出身论的影响,所以,在批判反动路线时,就不能不批判唯出身论.批判好办,但怎样才算批深批透了呢?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 一切革命的青年, 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就是把唯出身论批倒了;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流毒还没肃清.
不应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在思想上认识这一点.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革命的程度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在座的诸位有不服气的吗? 你可以举出例子来. 你要是能举出出身不好的人一定比出身好的人差一块,我们就信服你. 不过, 奉劝你千万不要举出身好的联动诸公, 也不要举出身不好的王光华﹑郑兆南等等烈士, 否则你定吃亏.
有的人也同意反对“血统论”,看来好象是我们的同志.但是谁只要一提平等待人,他就受不了.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出一头, 然后出于策略,而不是出于原则,恩赐给人一点团结,为“小民请命”一番,就自以为了不起.他虽然反对“血统论”, 实际上他就沾染了血统论的毒素.他不希望比他出身好的人用血统论压他,他却依仗自己的出身不算太坏,而拿血统论压别人.(编者注: 这段话是指能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经常见面﹑汇报和听指示的个别大组织的司令们. 请参考上文梅灵之作《灵魂》.文革后期几位司令们都被捕入狱﹑监禁多年, 那是后话.)
所以,反动的唯出身论真地被批干净时, 那就是在人们的头脑里真正明白了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没有区别. 正如《出身论》中所谈到的: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的, 社会影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的;而家庭影响的好坏,又不能只根据老子的好坏来规定.这就是说,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人之中,是没有多少差异的.
那么, 在社会影响相同的情况下, 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 整个影响也就坏一些, 从而表现就也坏一些呢? 不是. 家庭影响加上社会影响并不等于表现. 这里不存在加减法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 毛主席说:不破不立.要不破头脑中的旧思想, 新思想就不能巩固地树立起来. 受过一些坏影响不见得是坏事,有时还会变成好事.说来说去, 影响是外因,内因才起决定作用. 大家要想知道详细的论证, 可以看看《出身论》.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受害者,反而纵容害人的凶手.我们没有理由说:“你受害你也得来,要不你就不革命!”这种责备人的方式实在是最冷酷﹑最虚伪的.
我们提出口号: 号召一切受反动路线欺压和受害的中学生站起来, 自己解放自己, 勇敢地闹革命! 革命需要你的不是无畏的牢骚,不是伸吟般的哀怨,不是软弱,不是妥协,不是世故, 不是圆滑,不是这些! 你们应该有勇气,有魄力,有决心,有信念, 你们应该战斗!要消灭那些残害过你自己﹑残害过你的革命同志,并将残害多少代青年的可恶东西! 这是我们新青年责无旁贷的义务. 有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做你的后盾, 有什么理由自甘消沉? 前途光明,理想壮丽,把历史重担移到双肩上来吧, 向前, 向前,再向前!
